深圳、东莞、珠海、惠州、苏州、南通、无锡、宁波;

杭州(103.2%)、厦门(96.3%)、温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比较杭州、厦门、温州、海口、深圳的房价表现,也侧面印证了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居民收入,还债压力几何?

那么,抛开未来经济增长、城镇化等因素,当前中国居民“加杠杆”的空间还有多少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当前,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能否覆盖现有债务?

据央行披露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截止到2018年末,我国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

意味着,全国居民一整年的收入才能还清债务。

若以年收入维度划分,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压力已经逼近极限。据北京大学开展的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有负债家庭中,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平均债务收入比高达285.9%。

报告进一步显示,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家庭中,有0.8%的家庭债务超过50万元。

而,年收入高于36万元的平均债务收入比为89%,贷款压力尚且较轻,偿还债务能力较强。

值得一提的是,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家庭债务不断增加,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大幅增长可谓功不可没。

截止到2018年末,我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达47.9万亿元,其中25.8万亿为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达53.9%。可见,家庭债务中,房贷占据了绝对的大头。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磊表示,短期内,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中长期来看,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都会有所抑制。

房价下跌,不可承受之重

当房价不断上涨的过程中,个人住房贷款对于银行而言是非常优质的信贷资产,杠杆率会随着房价上涨,而下降。

但如果一旦房价下跌,且跌幅过大,杠杆率偏高的个人、企业、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以温州为例,其拥有发达的民营经济,靠出口加工业务积聚着大量人口和财富,加上四万亿救市计划下银行信贷的大量投放,2010年后房价飙升,2011年超过3万元/平米,接近一线城市房价水平。

个人、企业纷纷高杠杄加入炒房大军。

2011年,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欧美经济的衰退,出口压力巨大,给温州民营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当地居民、企业收入锐减,更有部分个人、企业遭遇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只好处置拍卖作为抵押的房屋,进而导致房价一年内下跌 20%,此后连续十几个月持续下跌,温州银行业也一度陷入困境。

当然,这仅仅是个别地区的特例,而非全国性的问题,但对当下的房价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此,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的楼市调控可能不会再“一刀切”,或许不会继续全面收紧,而是将进入“一城一策”的节奏,把握“区间管理”的稳控节奏,让房价在有限的箱体里进行上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