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开的数据均显示中资银行的不良率并没有出现异常，但多种迹象表明，决策层已对此高度警觉。　　“不良率只有1.58%。”坐在对面的浙江银监局高管面对记者的疑问，欲言又止。良久，又轻声细语道：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这个。　　同一天，一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风控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概：“一线业务如此吃紧，却被财报数据轻描淡写了。”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三季度中资银行的不良率为0.95%，然而，无论银行内部、金融专家、评级机构，还是地方企业主乃至地方监管机构，对实际不良率的测算莫衷一是。　　2012年，全球经济并未如愿转暖，中国部分行业和区域、部分客户群体的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房地产、光伏、钢铁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尤甚。一些市场机构测算的总潜在不良率普遍与银行公布数据差距较大，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停产风波更无法支撑金融系统高层的乐观表态。　　问题在于，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在实施时往往发生偏离，银行通过技术手段，将损失程度较高的贷款划入损失程度较低的贷款类别，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　　此外，银行对不良率考核层层下压，分行支行必须自己“消化”不良率，不惜采用平移、覆盖、展期等方式，造成诸多贷款乱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金融领域存在潜在的区域性风险，要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有别于2002年香港银行业不良率3.2%、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台湾的5.8%和2009年美国金融系统几近崩盘，中国目前的不良率风险尚处于由浅入深、由点及面阶段，风险总体可控。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及时处置风险的时间窗口。　　从历史上看，当前不良率还未达高位，且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稳，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有效化解，以及整体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不良率的风险有望在经济的科学发展中妥善化解。　　迎战不良率　　2012年12月底，三段手机录音辗转到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手里。　　录音中，疑似浙江金华银行杭州分行一位客户经理与杭州福莱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岚之间展开了争论，前者就后者在金华银行贷款2000万元一事索要了96万元“好处费”，反复催促后者将还未打进自己账户的10万元赶紧办妥，态度急促。　　多方求证得知，以上事件并非个案，在江浙、广东等中小微企业高度聚集地区，从一笔普通贷款中私下获利百万元的不是个例。　　“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处于议价强势地位，不安分的客户经理总能大捞一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自2011年以来的企业倒闭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　　据浙江省高院统计，2012年已有诸如企业倒闭、跑路等847个涉及银行贷款的金融案件报送高院，标的总金额达120亿元。　　另据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仅2012年上半年温州市工业企业减产、停产比例高达60.43%。　　伴随一些企业破产、停产，当地银行的不良率也在急促上升。温州银行的不良率从2011年末的0.99%升至2012年6月的1.72%，浙江全省前11月的不良率数据上升到1.58%。同时，今年银行业系统不良率出现区域性、行业性等特点。　　面对不良率的上升，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纷纷开始采取措施，严格防范不良风险。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风险总体可控，随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支持政策的出台，2013年全国整体总潜在不良率增长速度会稍有减缓。但治标更要治本，从宏观根源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信贷文化才是长远之策。　　“不良循环”　　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走进浙江建德市乾潭镇工业园区，发现，不少厂区大门紧闭，厂房和办公楼均贴上封条。一问才知，乾潭镇相对大型的企业半年内倒闭了十多家。　　“破产的、跑路的，比去年多。”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平日里企业家最热衷于成为地方人大代表等，但这两周安排填表申报企业家们的手机却一直关着。　　据悉，企业家的“消失”与临近年底有关，每年这个时候是银行回收信贷的时段。　　浙江当地一位企业家表示，2012年以来，“企业愁贷、银行惜贷”的状况仍未改观，高利贷有重新抬头之势。　　事实上，银行系统并不缺资金，不少银行在年初还愁资金贷不出去。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1个月，累计新增人民币信贷已达到7.75万亿元，超过2011年全年7.47万亿元的水平。　　上述企业家表示，主要是企业业绩下滑使得银行不愿意再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生产经营又受到进一步影响。　　一方愁贷、一方惜贷，使得市场上现金流匮乏，一些企业甚至连贷款审批过程中所需的“掉头资金”都难以筹足，一些企业因此陷入不良循环之中。　　但此刻，一些客户经理，却在变本加厉地对企业“吃拿卡要”，落井下石。　　一位城商行杭州分行内部人士透露，有的客户经理以额度限制、审批时限等诸多理由对企业拖贷、延贷，目的便是通过自己与特定高利贷组织的无间合作，迫使企业在“掉头期”内为资金周转付出高额利息，自己则事后以“五五分”甚至“三七分”非法牟利。　　据上述人士了解，国有大行也有类似行为。近期，建德市一张姓民营企业家向当地一国有大行申请200万元贷款时，47天的超长审批让他前后共付出多达62万元的隐性成本。“这无异于制造高利贷、制造企业危机”。　　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表示，上述现象在东部沿海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中并不鲜见，近三年来有上升之势。　　尽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管部门，对上述现象一直持坚决打击态度，但金融违规案件具有难举证、难追溯和隐蔽性等特点，目前还主要限于对分支行高管的排查，一线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实现的难点还有，一线客户经理的频繁流动客观上增加了监管难度。　　一位从事银行业13年的客户经理，曾先后任职于兴业、光大、稠州、交行、民生和金华等银行，最短的任职期限是在恒丰待了一个多月。　　他告诉记者，“这只是普遍频率”，他常在不同的银行与曾经多个同事再次共事，“许多人都频繁跳槽，十年内共事三次很正常”。　　另一位商业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总经理也坦言，当地员工年流动比率低则30%，高则60%，“只要能跳槽，成熟的客户经理都会走”。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私下获利一旦暴露的“警觉”态度和对监管层纠察风险的“防范”心理，“不能老在一个坑里挖钱”。　　“应该对从业人员实行类似黑名单管理。”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每一笔查处的背后都包含着巨大的工作量，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应成为监管部门最主要的关注点。（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