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12年，报案5年，结案无期
中小企业贷款难，这是很多企业主深有体会的事，先不说款贷不贷得到，光是走银行的贷款审核程序就颇费周章。即便民间借贷，也得“三媒六证”，抵押签字，当面锣对面鼓地敲打结实了才能放贷。可是，临汾的一家私营企业，却“借用”了十余名职工的身份证，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到了1000余万元的巨款，用作个人投资。如今，距离贷款时间已过12年之久，中间虽经信用社和当事人报案，当地公安局经侦部门也已于2009年立案并数次传唤当事人，但是不知为何，时至今日，该私企老板不仅未归还贷款，也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十余名职工依然处在银行征信记录的黑名单内。这起事实清楚的骗贷案，公安机关走了5年的侦查程序依然没有结案……
A15人莫名上了黑名单
临汾市宏远公司是一家混凝土生产销售企业，这家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于2002年时，已发展为拥有100余名员工的中小型企业。
2002年的一天，宏远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周某要求公司职工上交身份证复印件，说是办公室要对员工信息进行备案。企业登记员工信息，也属正常，所以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员工都没有丝毫怀疑地将身份证复印件递交给了公司。
据宏远公司的一位副总王红（化名）和一名生产部部长卢文（化名）回忆，当时公司老板张红卫并未向其说明身份证复印件的真正用途。而实际上，张红卫在拿到这些身份证复印件后，就用其中的十余名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向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所辖的鼓楼东信用社、尧庙信用社和胜利信用社申请贷款，贷款总金额高达1800余万元（另一说是1200余万元）。记者拿到的两份针对王红和卢文的律师询问笔录显示，王红和卢文都说没有向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申请贷款，也没有和其签订过贷款合同，当然也没有使用过其名下的贷款。其发到网上的一则举报材料称：后经侦查人员查明，是宏远公司董事长张红卫也就是公司老板，用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捏造了虚假的借款合同，从原尧都区信用联社利用关系贷的款。
与王红和卢文的说法有些不同，宏远公司的另一名受害员工李诚（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张红卫借用他的身份证贷款，他是知情的。他还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在贷款过程中，三家信用社也知情，但其中唯有鼓楼东信用社的主任坚持要求张红卫以企业名义并加盖企业公章写下一份借用职工身份证贷款的书面说明。对于相关贷款文件的签字问题，他说，他在部分文件上签过字，但有很多文件，却是别人代签的。他了解到，被“借用”身份证复印件贷款的职工共有15名。据了解，这十余名职工名下的1800余万元贷款包括以职工名义直接统计的贷款，还包括其互相提供担保的贷款数额。张红卫“借用”职工身份实际贷到的款额约有1200余万元。
2009年6月，这笔贷款发生7年之后，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侦大队三中队的办案民警突然找到王红等人，并对其进行了一一询问。职工们向办案人员说明了其个人从未在信用社贷款，也没有签过贷款合同的事实。
接受采访的职工表示，此次询问之后的一两年间，无论是原尧都区信用联社还是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侦大队三中队的办案民警都没有找过他们，仿佛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据此以为张红卫已经主动承担了这1000多万元的贷款。然而因名下有未归还的虚假贷款，职工们也上了银行征信系统的黑名单，导致职工们既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办理房子按揭和信用卡，也不能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事业和生活都遭受了巨大影响，但是事情说清楚了，贷款也应该不用自己还了，他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B名下巨额贷款分文未还
2010年左右，临汾市宏远公司在政府主持下迁离原址。据职工们说，此次搬迁，张红卫拿到了政府给予的至少两三千万元的搬迁补偿费。
但是让这些职工想不到的是，有了这笔巨额补偿的张红卫并未及时归还其借用职工身份贷出的巨额款项，信用社和公安部门也未及时对其进行追偿。相反，2011年12月，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清贷中心突然启动清贷程序，向王红发放了针对其名下280万元贷款的催收贷款通知书。2012年7月，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清贷中心同样向卢文发放了催收贷款通知书，其涉及的款项，包括一笔30万元贷款，一笔2万元贷款，一笔30万元的担保，共62万元。最后一笔30万元，正是为宏远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周某名下的贷款提供的担保。李诚名下则有170余万元贷款。
“卢文，你于2002年12月2日在我行借款300000元，现已逾期。现尚欠本金300000元及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及《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望你尽快支付。如你对本催收内容有异议，请在接到催收通知书七个工作日内与我行协商解决。如届时未答复，我行将依据合同约定责任及争议解决条款依法行使权利。”催收贷款通知书中如上表述。
接到催收贷款通知书的职工们已经放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他们立即找到宏远公司的董事长张红卫。但是张红卫告诉他们，当时是公司急用钱才想起用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职工的名义贷款。但这些贷款是公司所贷，与职工无关，公司会尽快予以归还。
让职工们稍为安心的是，催收贷款通知书之后，早已变更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都农商银行）的信用社没有了进一步的催贷行动。
2014年，有职工在银行办理业务时被告知，其名下的贷款仍然分文未还，其信用记录也仍然在黑名单内，无法洗清。托人四处打听后得知，此案依然放在公安部门的案头，没有最后结案。而且，据说，此笔贷款已经被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清贷中心记入呆账坏账中，且以二三百万元的价格打包出售。尽管如此，张红卫依然没有归还贷款。公安机关也未对其做出处理。有职工称，张红卫借用职工身份骗贷案发生之后，原尧都区农村信用联社所涉的几名信用社领导被内部处理，但此说法未得到现尧都农商银行证实。
不安的感觉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头顶。今年4月，无奈之下，他们向临汾市政法委的领导书面反映了情况，并表示要举报张红卫的诈骗犯罪行为。临汾市政法委将反映材料批示至临汾市公安局局长安占功阅处，后此材料又转至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赵洪海局长，最终还是批示给了直接承办案件的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侦大队三中队。随后，办案民警再次找到涉事职工，进行了新一轮的询问。但是询问至今，又是几个月过去，该案依然没有结果，相反，张红卫则找到告状的职工，要求其撤案。
C多年悬案为何久拖不决
12月16日，记者来到尧都农商银行进行采访。谁知，在该公司大厅内即被保安拦住，记者按其要求登记后，仍被要求拨通记者要找人的电话获准后才可进入。在记者要求下，保安几次拨通公司行政办公室的电话，但不是被告知正在开会，就是要向领导请示或者要求记者提供证件号码和介绍信，记者按其要求一一答复，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最终，在该公司大厅内冻了两个多小时的记者拨通了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领导的电话，但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外出差，暂时回不来。记者随后按其要求，将欲了解的事宜交待给其安排的一名工作人员，请其调查回复。但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相关反馈信息。
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侦大队的办公楼内，一位值班民警告诉记者，张红卫骗贷案由三中队负责。记者拨打三中队队长景某的电话，但被挂断。记者发短信告知欲采访了解的内容，其回复让记者持相关证件至分局宣传科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接受采访。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宣传科王科长称，按其内部规定，记者必须到临汾市公安局宣传处开具介绍信后方可接受采访。但记者拨通临汾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人电话后，其告知记者可直接找宣传科采访，不必经过市局。但最终记者未能从经侦队的办案民警处了解到，为何此案会一放5年，至今没有结案。
在临汾市政法委，记者试图采访相关负责人。但一位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采访必须通过临汾市委宣传部。
采访无果而终，记者最终未能从官方渠道了解到该案目前的真实信息。
但这1000余万元的违规贷款至今未能如数归还，公安机关立案5年，案件依然久拖不决却是不争的事实。
D“恶意骗贷”故意不还钱？
有职工告诉记者，听说，张红卫已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至其亲友名下，其名下没有可以执行的款项，所以尧都农商银行及公安部门没有办法让其还款。但是，在采访中，有人将其收集到的几份法律文书提供给记者，称从中可以看出，张红卫一直在四处投资，其并非无钱还款，而根本就是欲“恶意骗贷”。
这些法律文书包括两份临汾市尧都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其中（2014）临尧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中，张红卫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被告。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内容显示：原被告之间因有业务往来，2010年双方签订了襄汾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张红卫支付了原告解某股权转让款350万元。但第二年，被告张红卫就以急需用钱为由从原告解某处借走了这350万元，两年后其偿还200万元，但尚有150万元没有还清。法院随后判决张红卫支付相应欠款。
知情人提供的材料显示，张红卫曾将此次股权转让、法人交接的公章、财务章和法人名章作为150万元欠款的抵押物抵押给了解某。但随后，张红卫以欺骗手段捏造公章丢失虚假事实，在襄汾县公安局获准重新刻制公章。此行为，经襄汾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给襄汾县公安局提出了“纠正准予重新刻章的行政行为”检察建议。
在另一份张红卫为原告，解某为被告的（2014）临尧民初字第1013号民事判决书中，张红卫的诉称显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其在2010年10月21日前分三次向解某支付1200万元转让款，并按解某要求向解某的股东支付700万元，共计1900万元。对张红卫支付的这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被告都不存在异议，法院也给予了认定。这说明至少在2010年10月之前，张红卫完全有能力付清其“借用”宏远公司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所违规办理的贷款。
12年了，骗贷者仍逍遥法外，十余名职工仍然背负着巨额债务和征信记录的黑名单，在忐忑不安中工作和生活。5年了，一起简单的企业法人使用职工身份借贷千万元的案件没有得到任何查处。他们不知道，一个公正的结论，还要等待多久？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